? 7月15日起，《學習時報》連載采訪實錄《習近平在廈門》。1985年6月至1988年6月，習近平同志先后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常務副市長，成為廈門經濟特區初創時期的重要領導者、開拓者。他領導制定了廈門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探索推動了一系列開創性改革舉措，積極探索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道路，大力度推進生態環保工作，注重保護和傳承歷史文脈，著力解決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廈門3年，習近平同志一心為民、嚴于律己，勤于工作、勤于調研，敢于擔當、敢于創新，展現出對大勢的科學把握和遠見卓識。他深有感觸地說：“廈門給了我人生許多歷練。”

? 在全黨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之際，廈門日報轉載《學習時報》這組《習近平在廈門》采訪實錄，主旨在于為黨員干部深入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源泉，為更好領會和踐行黨的初心使命提供經典的學習范本。

“這個年輕的副市長與眾不同”——習近平在廈門（二 ）

?　采訪組：王書記您好!習近平同志1985年來廈門工作的時候，您是市政府黨組書記。請介紹一下你們初次見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們這些當時在廈門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廈門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話說，到廈門有雙重意義：一個是他32歲的生日;再一個他當過農民，長期在農村工作，到廈門任職是他第一次從農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參與經濟特區建設，所以記憶猶新。我記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這樣說的：“到廈門這個經歷，對我人生的經歷來說，是一種補充，是一種充實，對后來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礎性的作用。”我認為，他對自己在廈門這一段工作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對廈門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時候，我是廈門市政府黨組書記，第一次見到近平同志，是他來參加黨組會議。當時他分管農業，后來還分管內聯(經濟協作)企業。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廈門期間是怎樣參與特區建設的?有哪些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當時我50多歲，近平同志30出頭，他在廈門的時間雖然不長，只有3年多一點，但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讓我感到這個年輕的副市長與眾不同。舉幾個具體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還兼任市委副書記，組織部也還由我分管，經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領導干部，我都要跟他們談一次話。我的習慣是這樣：任命哪個口的干部，就請分管的市領導一起來談話。近平同志分管農業口，所以任命農業口的干部，談話時我就把他一起找來。后來他當常務副市長了，計委、財政等很多部門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來，跟我一起談。談話時往往是我主講，講完后也請他講一講。當時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句話。第一句是：“要發財就不要來當干部，要當干部就不要想發財。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會同意的。”后來他到省里當領導，作報告時還講過這句話，說明這是他一以貫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們一切工作，都要落實到基層。我們一切工作，基層最重要。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是第一線，也是前線，也是火線。”后來他當了省委領導，到廈門視察時還講到基層是第一線，是前線，說明這也是他一以貫之的思想。

　還有一件事，讓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顆火熱的心。有一次，他到辦公室找我，說他最近走訪了幾個生產隊，在離金門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個犯罪分子，民警騎著自行車，犯罪分子戴著手銬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說：“派出所連一部摩托車都沒有，有時候追逃犯，逃犯騎摩托車，我們的民警卻騎腳踏車，這多危險啊。”他就問我，能不能給每個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車。聽到這個情況，我把財政局長請來，讓他計算一下，廈門有多少派出所，財政上夠不夠給每個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車。第二天，財政局長來找我，說拿不出這筆錢。當時廈門剛辦特區，是“吃飯財政”，有時候發工資都有困難，給每個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車，談何容易。我就說，近平同志講的這個事情，是個大事，一定要解決，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兩三步走。半個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車。

　這個事，讓我思考了好久。當時我是常務副市長，他是分管農業的副市長，公安政法不歸他分管，他反映的這個問題，應該由分管政法的同志來考慮解決。而且按理講，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報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報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請，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匯報。財政局每個月都是集中在一兩次會議上討論基層撥款問題，所以這個事情如果按照慣例來做，沒有半年是肯定下不來的。而且，如果是別人，考慮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許不會說得這么直接。派出所所長給他反映這么嚴重的問題，他如果想應付了事，只要說一句話“這個事我支持，你們打報告吧”，也就沒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為了這么一個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應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幫助他們解決。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種很強的責任感，只要是廈門的工作，只要是對工作有益的事，他都盡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務副市長后，做了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廈門市第一個發展戰略——《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1984年，鄧小平同志對廈門作了兩個很重要的決定，一個是把特區擴大到全島，第二個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國家只給政策，沒給錢。這條路該怎么走?怎么發展建設?這需要廈門自己來探索。當時近平同志為了制定好這個發展戰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請中顧委委員、經濟學家于光遠，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等100多位專家來廈門調研、論證。同時組織300多人，列出20多個專題，做專題研究。最后制定的發展戰略，好多專家都很欣賞。于光遠對這個發展戰略給以很高評價，他說：“廈門是第一個提到生態問題的;把廈門作為貫徹‘一國兩制’、實施對臺政策的試驗區，‘兩門對開’、‘兩馬先行’是廈門首先提出來的。逐步開展離岸資金業務，實現資金流動相對自由，也是廈門的首創。”后來，市政府還沒有討論這個戰略，近平同志就調離了廈門。他走前給我留下了一句話：“這個戰略如果市政府討論通過了，也請市人大討論研究一下。”可見，他即使調走了，也念念不忘廈門的發展。

　采訪組：您剛才提到，習近平同志牽頭制定的廈門發展戰略第一個提到了生態問題，請您講講他在廈門工作期間是怎樣重視自然生態問題的?

　王金水：廈門有一個連著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當中來，本來是一個很漂亮的風景區。上世紀80年代，廈門搞特區建設，工業廢水都往這個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蒼蠅蚊子滿天飛，住在周圍的老百姓叫苦連天。當時我已經到市人大工作，關于這個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議。有一次萬里委員長到廈門視察工作，我送他到機場的時候說：“委員長您兩次到特區，廈門機場的建設也是您下決心推動的，您要經常到廈門啊!”他回答我：“好啊，你們什么時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來。”這是一句很重的話，說明筼筜湖的情況太糟糕了。

　后來，市人大召開專門會議，通過了筼筜湖治理決議。我們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錢——每年花1000萬來清理。20多年前的1000萬是天文數字，比現在幾個億還要多。這1000萬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討論的時候也有不同聲音。當時近平同志已經是常務副市長，分管財政，他很支持這項工作，最終我們幾個領導同志共同下決心，這筆錢就從近平同志手上批下來了。在人民群眾的呼聲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領導檢查督促，連續3年，總共投了3000萬，終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這個事情是近平同志與我們共同參與的，我們都從這件事中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生產。

　在保護環境方面，我聽說近平同志擔任福州市委書記時，對壽山石資源的保護采取了很多措施。我們國家有十大名石，福建就有兩個：一個是福州的壽山石，一個是漳州華安的九龍壁。田黃是壽山石最優良品種之一，現在還有一畝多地沒有開采，就是近平同志在福州當市委書記時下令不準開采，才保護下來的。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與彭麗媛同志是在廈門登記結婚的，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他們兩人結婚時的情況嗎?

　王金水：近平同志對廈門情感很深，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麗媛同志是在廈門結的婚。當時我是市政府黨組書記，他給我和時任市委書記鄒爾均說了自己要結婚的事。他當時說：“有一個事，要跟組織報告，彭麗媛今天到廈門了，明天我們要結婚。”我說，這是個好事啊。我們大家都為他高興。第二天，我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問他在哪里舉行儀式。他說，不舉辦什么儀式了，就在廈門賓館吃一個便餐。

　當時他沒有在廈門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結婚那天請我們在外面吃了頓便餐。飯后，我們說民間都鬧洞房，我們就去你們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說：“來吧!”我們去了四個人，我一個，還有市政府辦公室主任林義恭、市計委副主任鄭金沐和呂拱南。他原本沒有任何準備，結果就發現茶杯不夠用。他們夫婦自己喝水有兩個茶杯，又拿出刷牙的兩個茶杯，還有兩個碗，這才湊齊了六個。彭麗媛到門口買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塊錢。我們還開玩笑，說我們一共四個人，你這一包糖給我們誰吃?彭麗媛說，不好意思，沒給你們準備禮物。呂拱南說，你有禮物，你唱歌就是禮物。她說：“行，我就送你們一首歌。”于是她就給我們唱了一首歌。后來有一種誤傳，說我是他們結婚的證婚人，因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紹了這個過程。其實他們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就不存在證婚不證婚。

　他們結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給我講，周日要帶彭麗媛去漳州的東山縣看一看。第二天，司機就開著車帶他們去了東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費、來回的汽油費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這么嚴格要求自己的。后來我在很多場合用近平同志的這個事情跟大家說：一個人要養成一個好習慣，受益終身;一個人如果養成一種壞習慣，受害終身。

　采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共事的幾年里，他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與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幾年，正是特區建設初期，可以說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很少有周六周日，相互之間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種過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訪問法國，能把法國歷史上幾個名人的著作一口氣說出來。我曾經問他：“你這種過目不忘的能力是從哪里來的?”他告訴我，是逼出來的。他給我講，他在耿飚同志身邊當秘書的時候，不能帶筆記本，開會時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記錄，只能憑腦袋記。他經常跑到衛生間偷偷用筆記下來，然后背，背熟了再燒掉。當時也沒手機，打字機也是很原始的，一個字有幾個號碼，都是靠背。他的記憶力就是這么磨練出來的。

　那時候我們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爾能抽出一點時間。他就喜歡跑新華書店，我也喜歡，所以在書店就比較容易碰到他。后來我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時候，每年要到省里面開人大代表會議。而省人大開會期間，新華書店都會在會議大廳賣書。休會的時候，我經常能在賣書的地方看到他。

　當時，近平同志住在圖強路，我和他是鄰居。彭麗媛來廈門的時候，早上經常去廈門賓館的食堂打飯。有一次，我去打飯的時候碰到她，就問：“近平怎么沒有來打飯，讓你來打?”彭麗媛說，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書，早上就起不來了。彭麗媛跟我說：“近平一看到書就‘醉’了。”所以說，埋頭工作、埋頭讀書幾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還記得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同志曾經給我講過一件事，他在廈門當市長的時候，到北京開全國人代會見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問他：“你什么時候到廈門當的市長?同安的軍營村現在怎么樣了?”劉賜貴是非常實在的一個人，聽了他的問話很不好意思，就實話實說自己還沒有去過。回來以后，他給我講了這件事，說當時自己整個臉都紅了，沒想到近平同志當年在廈門短短3年時間，連最偏遠、最貧窮的地方都去過了，更沒想到過了那么多年，他對廈門基層的百姓仍然如此牽掛。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從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獨他在有想法的時候，要么給我打電話，要么到我辦公室，來聽聽我的意見。后來離開廈門以后，尤其到了北京，每年都給我寄賀年卡。不是打印的，是親自用毛筆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的。到了第三年，我給他打電話，說你現在日理萬機，不能再浪費這個時間，不要再給我寄賀年卡了，我也不再給你寄了，我們互相打個電話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沒有給我寄賀年卡。但是逢年過節，都有工作人員給我打電話，講很多祝福的話。

　2010年他回到廈門，還在百忙當中把我們幾個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見面第一時間伸出雙手和我們握手，對我們很熱情。他給省委書記和北京來的各部門領導、朋友介紹我時，不說我的名字、職務，而是給大家介紹“這是我的老班長”。他離開廈門30年了，不僅沒忘記我們，而且對每一個人都介紹得很詳細。我們聽了以后很感動。

　我回憶的這些雖然都是生活細節，但是能看出一個人的高度和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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